『名人、富人找情人，甚至形成事實性重婚的現象越來越多』——在廣西政協九屆五次會議上，一些政協委員嚴肅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並指出，名人、富人重婚是對我國婚姻制度的一種挑戰(1月30日新華網)。

　　名人富人的社會影響力很大，他們進行『事實性重婚』，使得婚姻法的嚴肅性蕩然無存。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名人、富人『事實性重婚』的後果，不僅僅限於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它還有影響更為深遠的社會危害。

　　雖然從理論上說，重婚犯罪的主體也可以是女性，但單就名人富人這樣一個特定的群體而言，『事實性重婚』的主角一般都是男性，正如報道中那位浙商所說的那樣：『現在有些「有頭有臉」的人，有兩個甚至更多事實上的「老婆」，並與這些「老婆」生育有小孩。這些「老婆」彼此之間雖心知肚明，卻相安無事，朋友圈子裡也認為這種現象無可厚非。』

　　這就意味著古老的妻妾制度，已經在事實上復活了。這一現象的社會危害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這是對女性的一種貶低，是一種反文明的野蠻現象，因為女性再次淪為了男性的附屬品；二是這意味著既然一個男性可以同時佔有多個女性，那麼至少有同樣數量的男性，被剝奪了結婚和繁衍後代的權利，而這是他們理應享有的基本人權。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在名人、富人群體中已經相當普遍的『事實性重婚』現象，是在目前中國男女比例已經嚴重失衡的情況下發生的，2005年的一項統計顯示：中國新生男女嬰的比例是120：100，若乾年後，達到婚齡的男性公民將比達到婚齡的女性公民多出6000萬左右。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有可能造成爆炸性後果的社會問題，而名人、富人『妻妾成群』的現象，則加重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但讓人感到不安的是，目前政府、社會對這種危險的趨勢，卻基本沒有『剎車』的手段。因為道德和輿論的譴責，對這些名人、富人而言，實際上並無約束力。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輿論的激勵機制甚至相反：有情人纔是有面子的。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雖然刑法將『重婚罪』規定為刑事犯罪，但又將其歸入『自訴案件』，也就是說，檢察和公安機關不會主動介入這類案件，當事人告了，法院纔會受理。而自訴案件又是可以調解的，名人富人即便是被起訴，也有足夠的手段讓自訴人撤訴或和解。

　　應該說，這樣的規定在重婚現象的社會危害還不突出的時候是恰當的，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很大，名人、富人，加上腐敗的官員，已經在社會財富資源裡佔有了很大的份額，現在他們又通過『事實性重婚』的方式，把女性也作為一種資源，實行排他性地佔有，這無疑是一種有可能誘發激烈的社會衝突，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因此刑法原來的規定，也就不再適宜了。

　　鑒於重婚罪的社會危害性已經大大增加，建議將其從自訴案件調整為公訴案件，由檢察機關直接進行偵查並提起公訴。即便不能立即消除名人、富人的『事實性重婚』現象，也可以防止其公開化，合法化，為化解未來可能發生的社會衝突創造一個有利的條件。最近，中央對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涉嫌重婚犯罪的處理，已經顯示出了這種變化的某種端倪，這是令人欣慰的。（作者: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