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先行』，是開發商打造社會政治影響力的第一步。不少對媒體不太了解的大眾讀者，經常會對『相當多的媒體』在輿論導向上基本上和開發商『屁股坐在一起』感到十分不解。這些平時看起來『一身正氣』、標榜為老百姓『辦實事、講真話』、立場『客觀公正』的『主流媒體』，為什麼一刊登房地產上的『新聞』，就總是和開發商『一個鼻孔出氣』？比如說，在高房價的重壓下，老百姓希望政府能夠多提供一些經濟適用房。但到了一些媒體的文章裡，經濟適用房就成了造成腐敗和社會不公的『萬惡之源』。正是在這種輿論『陰風』的造勢下，建設部起草的『房改新政』纔得以『不動聲色』地取消了普通老百姓購買經濟適用房的權利。實際上，和極少數官員違反制度、多佔一些經濟適用房相比，那種每年可使房地產商『名正言順』從高房價中攫取幾千億暴利的『開發商模式』，難道不應該更被推翻？再比如，有些實在是在市區買不起房的市民，不得已到農村和郊區去買農民蓋的『集體房』。與有些開發商『結成利益共同體』的媒體和記者置這些中低收入者基本的住房需求於不顧，在媒體上『殺氣騰騰』地進行『討伐』，千方百計地維護房地產商的『暴利市場規則』。再比如，房價問題是老百姓最為關心的敏感話題。每次一旦有新的調控政策出臺或是房地產市場出現了『空置房』嚴重積壓等對開發商不利的『動向』，一些媒體總是從維護開發商的利益出發，說什麼中國的房價還要大漲20年，想方設法讓更多的老百姓『登上』開發商的『賊船』，似乎中國的房市永遠是只漲不落的『金娃娃』。

　　號稱『黨和人民喉舌』的一些媒體，為什麼一遇到人民最大的民生利益——房地產的時候，就置人民於不顧，給開發商做起『吹鼓手』了呢？稍加剖析開發商和媒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奧妙。

　　眾所周知，現在中國的媒體，除了少數黨刊黨報和個別學術刊物是依靠國家撥款進行運作外，一般的大眾媒體，都是『企業化經營』，完全自負盈虧。通常，媒體的收入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發行收入，如報紙賣報所得，一般扣除各個發行環節及報攤的費用後，真正拿到報社手上的收入，僅僅只有報紙零售價的二分之一左右；媒體收入的第二大來源，也就是它的最主要來源，就是廣告收入。實際上，除了個別財經時尚等高端媒體和體育等方面專業報刊外，絕大多數報刊的發行是虧本的。

　　報社的生存基本上是依靠廣告收入，那麼，廣告客戶對報社的影響就可想而知了。

　　現在，人們可能最想知道的就是，在報社等媒體中，房地產的廣告究竟佔了多少，開發商對報社等媒體的『利益關系』和『經濟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國內最大的專門從事行業信息收集和比較分析研究的慧聰公司，曾經在它的網上公布了去年1個月的『北京地區平面媒體廣告行業結構淺析』。從該分析中人們不難看出，越是『主流媒體』，它的廣告收入就越是『主要來源於一個重點行業』——房地產。而且它和媒體廣告收入主要來源第二位的行業差距較大。

　　既然房地產廣告佔『主流媒體』廣告收入的比例如此之大，那麼房地產商的『一舉一動』對『主流媒體』的影響就可想而知了。這並不是說這些媒體都『上了開發商的賊船』，只是希望讀者可以更能清楚地知道開發商與媒體之間的『利害關系』。同樣，也正是因為有著如此密切的『利益關系』，相當多『喪失職業操守』的媒體就自覺不自覺地把屁股坐在了開發商的一邊。尤其是在現在媒體競爭相當激烈的市場中，廣告收入的多寡，直接關系到媒體自身的生存。在相關媒體的法律法規並不健全、媒體市場的『游戲規則』並不『透明』的情況下，哪個媒體越是出賣『職業操守』，哪個媒體就越有可能成為市場的『贏家』。

　　除了媒體和開發商之間的利益關系之外，造成媒體成為開發商『喉舌』的第二個原因，還在於媒體內部的跑口房地產的采編人員。他們中不少人早已成了開發商『御用的記者編輯』。在媒體內部有一個公開的秘密，那就是不少搞房地產報道的記者編輯基本上都是『媒體最富人群』。這一方面是因為開發商給他們的名目繁多的『車馬費』『份量最足』、頻率最高。在前些年就有媒體同行曾經給這些『房地產商記者』算過一筆賬：在一些大中城市，每年都有幾百個樓盤開盤、封頂和交付，幾乎在這每個環節開發商都要請這些房地產記者『意思』一下，『借記者的筆』在媒體上造造勢。一年下來，這些記者從開發商手中拿取的『紅包』，甚至都比在媒體內的收入還要高得多，有不少人的『額外收入』甚至達到6位數以上。另外一方面，尤其是在一些『重點媒體』搞房地產報道的記者編輯，由於『肩負』開發商所『囑托』的『任務』最重，比如說在房價上對老百姓的『輿論引導』，在房地產政策上運用輿論的手段誤導高層的決策等等，所以這些『重點媒體』記者編輯從開發商手上獲取的『報酬』就更高。他們中有的只乾了幾年的房地產報道，名下的高檔住房就有數套。如果靠他們的工薪收入，可能他們工作100年也沒有能力按照市場價去買現在擁有的住房。但由於他們在媒體上對開發商的『貢獻』最大，所以很多這些『重點房地產記者編輯』所『買』的住房，不少相當於開發商『連賣帶送』。

　　實際上，在現在的一些媒體從業者中，那種靠開發商的『紅包』和『特別費』來『包養』的方式已經屬於『初級階段』，不少『主流媒體』都紛紛把房地產報道和廣告經營『合而為一』，由這些房地產的『資深編輯記者』進行承包。這樣一來，開發商和媒體房地產方面的記者編輯完完全全成了『一條船上的人』。當媒體中廣告經營和新聞報道混為一談之時，當房地產廣告的受益多少直接關系到房地產記者自身的利益之時，這些媒體有關房地產的新聞報道能否『公正客觀』就可想而知了。

　　在媒體成為開發商的『喉舌』中，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媒體高層的『利益取向』。媒體的總編『也是人』，他們中『頭腦活絡』的也在『炒房暴富』。據了解，在江南某號稱世界百強報紙的老總中，就有人在繁華的鬧市中心擁有400-500平方米左右、市場價合計500萬左右的3處房產。指望這樣的『炒房老總』在其領導的媒體中號召『降低房價』，實在是『天方夜談』。

　　這裡應該提醒人們的是，不要以為開發商想收買和影響的媒體，僅僅只是那些可以幫助他們促銷房子的『主流媒體』，這未免就太小看開發商的『政治抱負』了。有『大局意識』的開發商更看重的，恰恰可能是那些發行量不一定大、收視率不一定高、但卻一定對高層最有影響力的報紙和電視。他們要使自己的意見可以讓高層的領導人聽見，他們要通過『輿論壓力』給高層決策造成誤導。令人痛心的是，這些權威媒體，經常也成了開發商的『炮筒』。

　　正是由於開發商和媒體、媒體中的房地產記者編輯以及媒體中的『老總』有如此多的千絲萬縷、甚至是『不清不楚』的關系，所以一些媒體成為開發商的『托兒』及開發商的『喉舌』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也正因為如此，在一些媒體中有關房地產的報道和專題節目，經常是『怪事迭出』。

　　如中央一出臺有關房地產及房價方面的調控政策的時候，在大多數的『主流媒體』、甚至是某些中央權威媒體的版面及頻道上，經常出現的『嘉賓』就是那麼幾個開發商(如號稱『地產總理』的任志強)、開發商的『會長』及『御用的專家』。本來中央要『調控』的對象，就是這些『利益集團』及產業，但坐在媒體『嘉賓』席上大談房地產和房價調控的，竟然就是這些利益集團的『骨乾成員』。這就如同人大出臺一項專門針對某個方面『犯罪分子』的法律法規，但到媒體上對這些法律法規『評頭論足』的，恰恰是這些『犯罪分子』。記得在今年的黃金周期間，某電視臺在其做的一檔房地產的專題訪談節目中，邀請的『主嘉賓』就是任志強和那個被網民視為『人民公敵』而罵得『狗血噴頭』的某教授。很多觀眾和讀者都很奇怪，為什麼人民要在自己的『喉舌』中，在事關人民利益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想擁有自己的『話語權』就那麼困難！

　　由於我國在媒體上的法律法規不夠健全，所以對媒體導向的監督和制約相對比較滯後。媒體應該是『黨和人民的喉舌』，但在當前社會各階層多重利益博弈空前激烈的時代，『人民的喉舌』往往被『空置化』。現在的媒體沒做好當地黨政官員的『喉舌』，可能立馬會有人追究，媒體的負責人可能就會因為沒有『大局意識』和『政治敏感』不夠而下崗，但有誰聽說過，哪個媒體，因為沒有成為人民的喉舌，因為沒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因為站在了『特殊利益集團』的立場，而受到追究和問責的呢？！在發達的法制國家，不同的利益集團可以選擇不同的媒體發布他們的廣告，但在嚴格和比較健全的新聞法下，廣告客戶、甚至報社股東和老板不可以影響編輯記者新聞的價值取向。中國的媒體，要在當前多重利益博弈空前的時代不受誘惑，不為利益集團所『收買』，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好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在媒體的制度建設構架上有大的作為。（作者:沈曉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