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一位叡智者說過，生活就是一場笑話，而且從一開頭就是品位低俗的笑話。這用來形容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主政下的『藥品安全監督體制』，再合適不過。鄭筱萸已被雙規，藥監局一眾官員包括退休人員，也要在規定時間內說清楚自己的問題。對於每一個看病吃藥的人來說，誰會想過，健康的威脅來自於藥品安全監督部門及其最高首長？『藥品安全』四個字，成了徹頭徹尾的黑色幽默了。

　　這種黑色幽默中，幾乎每一個細節都荒謬。最荒謬的莫過於，鄭筱萸強力推行的『藥品生產管理質量規范制度』(GMP)本身成為藥品造假的食物鏈。它使腐敗泛濫，使毫無創新的藥品搖身一變而成『新藥』、貴藥，這都不說了。它還摧毀一切真正要創新、真正維護安全的良知和努力。

　　據《新民周刊》報道，某地最大的抗生素制藥廠的制劑室主任高純，署名舉報新藥造假。從1995年開始，在長達11年的時間裡，他至少向國家藥監局寄送掛號信100多封、特快專遞42封、電子郵件400多封，發送電報2次，撥打電話500多次，去訪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長接待日。李鵬、朱鎔基、溫家寶三任總理對他的舉報材料作過批示，材料就放在鄭筱萸的辦公桌上。但是他的結局是什麼？他被強制停工下崗，被打成骨折，被掃地出門！

　　高純起訴國家藥監局行政不作為，並直斥鄭筱萸是『第一貪官』。事實證明他是對的，事實證明許多技術人員在腐敗面前的良心抗爭是對的，事實證明大量的普通人不憑專業知識就知道存在廣泛的官商勾結與貓膩也是對的。但是事實最終證明，隨大流，識時務，得你該得的好處，纔是更加對的。都說每一位成功人士的背後，有一個什麼什麼。事實是，每一個貪官的正面，都頑強站立著一些遍體鱗傷的舉報者；而舉報者的背後，除了萬丈深淵，還有什麼。多年前便有人總結過，不符合事實的說法是『胡說』，領導不讓講的話是『亂說』。『胡說』不要緊，但是決不能『亂說』。鄭筱萸自己胡說過多少話，比如藥監局『始終』加強監督和自身作風建設等等，這都不要緊。但是高純一『亂說』，悲劇就應驗。這無非再次證明了那條經驗，讓所有人三緘其口，夫復何言。

　　然而，這正是目前監管體制的最大弊病之一。政府正努力使自己從『統治型政府』轉變為『監管型政府』，這並沒有錯，太多的領域需要加強監管了。但是，國家藥監局的案例表明，僅僅從行政管理的角度上下功夫，例如設置機構、增加權力、精選官員等等，雖然每一個方面都似乎有很多『制度建設』，但合起來，卻未能阻止『委托—代理困境』的一再出現。好比是委托一員大將為國出戰，不料他臨陣變節，暗通曲款，謊報軍情，濫殺忠良。在食品、藥品、煤礦、環境等方面，這種『代理人』叛變，不是已經太多了嗎？

　　鄭筱萸最終案發，表明了中央高層在反貪腐問題上有堅強的政治決心，也有鐵腕。高純以及『高純們』挺立著看到結局，表明正義打不倒。但是對於政府和民間的反腐敗力量來說，付出的代價太大了。要破除『委托—代理困境』，不能總是等待高層鐵腕，因為它距離日常的制度運行太遙遠。從每一個公民的角度來說，都希望安全，沒有制度腐敗。但是，如果采用高純的這種斗爭方法，成功了，好處是大家的。無論成功或失敗，代價是自己的，永難彌補。這就是『搭便車困境』，人人希望反腐敗成功，這對自己有好處。但是人人不願出頭反腐敗，因為對自己有壞處。

　　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說，倘若不能消除這樣的兩重困境，反腐敗的前景依然不明朗。個案成功，不代表制度成功。制度性的困境不除，政府的學習過程就還沒有完成，轉型過程就還卡在瓶頸上。

　　鄭筱萸在藥監領域推行的『制度建設』，據說是借鑒了美國的制度經驗。然而，美國的『正劇』，搬過來就演成了小丑般的『鬧劇』，形同惡搞。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的制度首先將政府置於社會的監督之下，有此一條，哪怕總統犯錯誤。因此，媒體的監督、行業協會的監督、消費者的監督，與政府自己的監督一樣重要。沒有前面那些監督，單靠政府監督別人又監督自己，在邏輯上說不通，機構和權力總是找不到合理配置，實際運行成本趨向於無限大。為了不再出現監管尋租的丑聞，真正重要的制度建設是，找到這樣一種方式，使政府與媒體、行業協會、消費者組織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公開而依法地『分享』監管權力並互相制衡。（作者：郭巍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