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第一副主席胡德平2日表示，希望工商聯和公檢法部門在民營企業維權問題上，形成聯席會議機制(2月5日《第一財經日報》)。

　　對『公檢法聯席會議』，其實我們並不陌生。著名的佘祥林冤案中，有個眾多冤獄普遍存在的情節。當佘祥林涉嫌故意殺人一案因證據不足而在兩級法院之間來回踢皮球時，是當地政法委『及時』召開了有公檢法各頭頭腦腦參加的聯席會議(還有的美其名曰案件協調會)。在這個沒有辯方出席，更無證據出示的聯席會議上，有關領導聽取了各方辦案人員的匯報之後，就一錘定音將佘祥林送進了監獄。幸好那次佘祥林不是被送上刑場，否則也就不會有後來的戲劇化情節了。

　　不知道胡德平先生所建言的工商聯和公檢法部門的『聯席會議機制』是何機制，比如擬邀請何方領導出席，不同部門的領導人或辦案人員聚在一起又將如何議事，如何表決，會議結果又將如何執行，抑或只是開個『務虛會』，以『溝通感情，加緊聯系』為旨趣？

　　但這些又不太重要，因為對於司法獨立而言，無論何種形式的『聯席』與『會議』，都是抱持中立、超然立場的法官所應當拒斥的。司法獨立是現代司法的標志，是人類法治文明數百年的智慧結晶，我們的憲法也從根本大法的角度予以明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乾涉。』如果今天工商聯可以與公檢法部門『在民營企業維權問題上形成聯席會議機制』，明天全國總工會也理應可以與公檢法部門『在工人維權尤其是討要工資問題上形成聯席會議機制』，後天全國婦聯同樣可以效仿……如此一來，恐怕沒有一個案件不需經過『聯席會議』，而且多半要經過兩次或數次『聯席會議』。因為訴訟必有兩造(雙方當事人)，基於程序法上的『平等武裝』原理，原告依仗某社會團體跟『公檢法』『聯席』，被告也理應享有同樣的權利。這些『聯席會議』，都高舉著『維權』為名，誰也不比誰高尚，誰也不比誰正義。如果胡先生的建議能夠得到有關部門的支持，我們下一步也許就需要考慮把法庭改為會議室，把訴訟程序改造成會議程序，不然何以適應『聯席會議』之機制呢？

　　我們也的確有過忽視司法獨立，混淆偵、訴、審職能的慘痛教訓。即使在1978年法制恢復重建以來，法律工具主義仍大行其道，司法機關常常被要求服務於各類社會目標。不僅社會團體，行政機關以及一些有權有勢的官員對司法機關的乾涉可以說日常化地進行著。於制度層面，我們的刑事司法也沿襲著從偵查到起訴到審判的流水作業模式，公安、檢察與法院雖然機構獨立、職能各異，但在打擊犯罪上，卻往往被從政治的高度要求統一步調，擰成合力。因而，公、檢、法也成了政法系統中的兄弟單位，制度設計中的『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約』事實上成了『多講配合少講制約』。這就是我們過去對『公檢法聯合辦案』或『公檢法聯席會議』都曾耳熟能詳的根源之所在。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那個一提司法獨立就會被標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標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發端自上個世紀90年代的司法改革為憲法賦予的司法獨立在中國的實現提供了一個契機。《刑事訴訟法》於1996年的修正，一改過去的『公檢法流水作業模式』為新的『控辯審三角結構模式』，偵查、檢察與審判之間的關系得到了進一步厘清。但這也只是司法獨立略見曙光而已，立法層面的司法獨立還遠未實現。現實中，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有權有勢的個人影響乃至左右司法已成習慣，司法改革的步履蹣跚與此不無關系。

　　民營企業之所以被立法與司法不公平對待，而留下所謂的『紅帽子』問題，正是司法不獨立的一個典型表征。於倡行『法治』的今天，我們恰好可以矯正過去的失誤，積極推動司法獨立，並以此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個公開的，公平的法治環境。借由權力去為民營企業爭取司法特權來達到『維權』的目的，固能收一時之效，卻是損失了公平之下的『不法治』。 (作者：王琳)